贪腐超“9县财政”，“6亿市长”如何炼成？

　　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山西团开放日说，山西119个县市区，去年财政收入最少的3300万;财政收入排在山西省后9位的县都是贫困县，这9个县财政收入加在一起是6.07个亿，而山西查处的一个副市长贪腐金额就达6.44亿，超过9个贫困县去年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……(3月7日，新华网)

　　据报道，自十八大以来，山西至少有31名官员落马，其中包括7名省部级官员、4名省委常委。其中，一个副市长贪腐6.44亿，超过了该省9个贫困县去年一年的财政收入。贪腐数额之大，确实惊呆了不少的小伙伴，显然挑战了观众的承受底线。如此新闻一出，山西腐败的严重程度由此可见一斑。笔者不禁感叹，贪腐超“9县财政”，“6亿市长”如何炼成?

　　其实，从王儒林举出的腐败例子来看，区区一个副市长贪腐金额，其金额之大确实令人咋舌。然而，冷静下来仔细思考，6.44亿元相当‘9县财政’的收入，显然不是一口吞下，而是年复一年的积累形成的。令人遗憾的是，这么大的金额，这么多次的贪腐，都成功地逃过了监管部门的审查，可见监管乏力却是不争的事实，监督的“缺位”无疑变相纵容了权力寻租的“顽疾”。

　　众所周知，千里堤坝溃于蚁穴。如果腐败问题得不到有效地遏制，真的会像王儒林说的那样：“党将不党，国将不国”。那么，这位6.44亿的“巨贪”是怎样炼成的呢?在笔者看来，副市长创造的贪腐“记录”，除了贪官欲壑难填之外，恐怕和监管失察有着密切关系。正因为官员自身思想“变质”，再加上监督的制度“失灵”，最后导致了山西整个政治生态的“污染”。

　　反腐没有完成时，反腐工作始终在路上。笔者认为，面对严峻地反腐形势、隐蔽的贪腐手段，一方面必须抓早抓小，防止贪腐的进一步恶化;另一方面对于不收敛、不收手的，要严查、严处;最后要时常关心关爱干部，真正做到严管与关爱并重，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。同时，我们的各级党员干部必须引以为戒，守住做人、处事的底线，守住为官、用权的底线，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，永葆共产党员的清正廉洁本色。(作者：梁建曾)